常熟有个“科技镇长团”

《科技日报》记者 李玉成 阮湘华 韩义雷 谈琳 刘锋

——摘自8月14日《科技日报》

　　2008年10月，江苏省从辖区的16所高校中挑选出17名教学科研骨干，到苏南地区常熟市的14个乡镇担任党政副职。和以往的科技特派员以及挂职干部不同，他们集中住宿，以群体智慧和力量，面向基层，服务企业，被称为“科技镇长团”。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常熟科技镇长团以县域经济为统筹对象，以乡镇中小型民营企业为立足点，构建起“政府—高校院所—企业”的三螺旋结构，有力推动了创新资源向基层聚集，加速了政府管理重心下移，逐步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框架和长效机制。

　　常熟科技镇长团的工作实践和有益探索，代表着经济发达地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创新工作思路，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在基层实体经济中的重大突破，引起了江苏各级各界的普遍关注。

　　江苏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王国生认为，从高校选派高层次人才到苏南乡镇挂职，选准了高等院校服务经济、服务发展、服务基层的切入点，是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增强苏南地区国际竞争力、加快产业优化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推动科技工作重心下移、促进科技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江苏省委书记梁保华、省长罗志军分别作出批示，要认真总结常熟试点经验，在江苏全省推广，以带动千千万万科技人员服务基层、服务企业。

　　县域经济的矛盾与困惑

　　常熟市沙家浜镇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而今又以“玻璃模具之乡”饮誉世界。116家中小型模具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产品占国内市场份额的70%。主要销往欧洲、北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建华模具公司是沙家浜玻璃模具的“领头羊”。上世纪80年代，董事长马建华从学徒开始，以手工刻制的小作坊起家，依靠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发展壮大。后来在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高潮中，主要依靠引进设备扩大生产规模。而现今，“投1000万设备进去，只增加1000万销售”，模具出口的人工成本与物流费用增加，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

　　令马建华更为困惑苦恼的是，过去自己如鱼得水的市场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以玻璃器皿中的大宗商品啤酒瓶为例，欧洲市场需要的是透明、轻薄、美观的一次性产品，重量只有国内产品的一半。这样的“瘦身”，从模具设计加工到材料工艺必须要有全面的技术创新。这一切，让以手艺精湛闻名业界的马建华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与无奈。

　　常熟市委书记王翔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像建华模具这样的中小型民营企业，常熟有15000多家，创造了常熟将近70%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多年来，常熟稳居“全国百强县市”第一方阵，他们是最主要的贡献者。

　　与苏南大多数县市一样，常熟县域经济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当家。企业个体偏小，产业分布趋散，技术水平偏低，过去乡镇企业的经济基因，衍化为今天县域经济的一对基本矛盾：依靠设备投入的外延式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依靠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举步维艰。

　　举步维艰首先是缺乏创新资源。国家创新资源的配置，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市，在县域经济中几乎还是空白。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百强县第一方阵的常熟市，仅有一所由师范学校升级而来的常熟理工学院，没有国家和省部所属的科研院所。每年考上“一本”学校的常熟学子有近千人，回乡服务的不到10%，在企业一线从事技术工作更是凤毛麟角。根据江苏省的统计，苏南地区中小型民营企业98.3%没有申请过专利，90%的企业不知道研发投入的“加计抵扣”政策。

　　近年来，一些企业主动寻找高校院所支撑，但产学研的合作还局限于单个项目、单一技术，并不成气候。由于创新资源的缺失，过去生机勃勃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正在逐步丧失。

　　尽管常熟高新技术企业增值税同比增长14%，但在15000余家民营企业中，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只有65家，对常熟的贡献率偏低。 

　　从常熟国内增值税的税源结构来看，主要以传统产业为主，恰恰是这一部分，2009年同比减少，6个传统行业中4个减收，其中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分别下降20.70%、15.74%和13.11%。

　　步履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科技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缺失。常熟是连续多年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市，但乡镇一级仍然是科技工作的一个盲点。

　　常熟市科技局局长张燕说：“常熟科技局只有20人，很难对面临转型升级压力的万余家民企给予个性化、专业化帮助和指引；每个乡镇企业都多达千家，企业的科技管理服务，仅靠一名科技助理（科技办主任）支撑，精力能力所限，也难以真正发挥更大的作用。”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乡镇科技管理是直接面向企业的基层服务平台。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时期，苏南县市把政府服务做到了极致，县招商局往往是一二百人。然而，在外向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基层科技资源缺失、基层人才缺位、政府服务窘迫，从而使得轰轰烈烈的科技创新逐级衰减，陷于“上热下冷”的境地。

　　“每天都很忙，没有太多时间到企业去。”常熟董浜镇科技办主任张建华，曾在常熟的乡镇中做过主管经济的副镇长，在基层有着广泛的人脉和威望，自陈很多企业的创新都是他“骂”出来的。然而，即使像他这样常年活跃在一线的科技办主任，在当地600多家企业中，熟络的也不过15—20家。

　　县域经济的矛盾和困惑，引起了江苏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推动政府科技管理工作重心下移，打通科教资源与县域经济发展的“隔膜”，成为县域经济乃至整个江苏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当务之急。

　　2008年7月，江苏省省长助理徐南平院士在常熟深入调研后，提出了进行科技镇长团试点的方案，并迅速得到了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批准。随后，由江苏省委组织部牵头，教育、科技部门参与，在辖区16所高等院校中，按照常熟各乡镇产业特色的需求，选拔具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合理的知识结构、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的教学科研骨干，展开了别开生面的科技镇长团试点工作。

　　扎根基层的“18棵青松”

　　过去，新四军的18名伤病员在阳澄湖畔抗日救国，“18棵青松”谱写了常熟人一段光荣的历史。

　　而今，17个科技镇长，加上市科技局局长张燕，在当地被称为新时期的“18棵青松”，他们同时扮演着多重角色：企业科技创新的“指导员”，乡镇经济发展的“参谋长”，地方和高校产学研合作的“双面胶”。

　　“挂职”沙家浜的南通大学副教授姚兴田，第一次来到建华模具公司，琢磨整个生产流程和管理环节，提出了沙家浜镇玻璃模具产业存在8大问题以及技术创新的解决方案。

　　“这些切中了我们发展的要害。不创新就没有出路，企业只能在‘引进设备—扩大规模—再引进设备—再扩大规模’中循环。”马建华认为，“科技镇长”姚兴田号准了建华模具的脉。

　　在姚兴田“撮合”下，马建华开始与南通大学、上海交大合作，建立CAD设计平台，开展模具新材料攻关，取得几项发明专利。同时，第一次有了研发投入，并享受“加计抵扣”政策优惠。

　　姚兴田随后提出建立玻璃模具工程研究院的设想。出口市场的“倒逼”，迫使马建华下了转型的决心，他拿出1000万元建立研究院，亲自担任院长，聘请姚担任常务副院长。

　　马建华请来台湾职业经理人管理公司，自己专心做研发。金融危机中他的企业保持了20%的增长，今年企业走势喜人，前两季度增速已达40%。

　　扎根乡镇，服务企业，科技镇长团成为企业创新的“指导员”。截至2009年年底，科技镇长团已举办产学研合作对接会56次，服务企业773家，高校教授、专家前来与企业合作创新2000多人次。高校直接从企业获得研究经费8000多万元。

　　自从挂职开始，江苏大学化工学院副书记张成华，就一直在寻找支塘镇发展的“突破口”。

　　支塘是我国的“无纺布之乡”，无纺企业232家，无纺机械和无纺布的生产能力、产量占全国总量的65%以上，产品远销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

　　比较优势很明显，张成华还是看到了问题，“和国外高档次、高品质的产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帮助常熟无纺产业做大做强，张成华成立了“常熟市无纺机械产业发展规划研究”项目组。

　　经过一年多的调研，项目组找到了支塘镇无纺器械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实现路径：集群企业竞争合作、科技产业园区的建设、区域物流协作等。

　　“张书记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支塘的无纺产业有了明确的发展方向。”支塘科技办公室主任张振球说，支塘正在规划500亩的科技产业园，计划到2012年，在产业园内建成1家省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1个集中展示产业发展水平的展示中心，1个融电子商务、产品展示、物流配套、商务办公的市场交易平台。

　　发挥自身特长，提出符合当地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建议，从南京工程学院挂职碧溪镇的翟俊霞，目前正为“建立常熟低碳产业园”四处奔波调研；走访了若干重点企业，从常州大学到古里镇挂职的姚志远完成了《医药化工特色产业调研报告》……

　　在古里镇委会书记朱亚辉看来，姚兴田、张成华、姚志远等科技镇长，在帮助企业创新的同时，成为了乡镇经济发展的“参谋长”。

　　“我们像是双面胶。”戚湧说，“一头连着高校，一头连着社会、企业。”

　　记者接过戚湧递来的名片，一面古朴安静、素淡的校徽上，印着“南京理工大学发展规划处副处长戚湧博士、教授”；另一面现代张扬，线条和字母组合下，“江苏常熟经济开发区戚湧党工委副书记、博士”赫然在目。双重角色，双重责任。

　　扎根企业，背倚高校，17名科技镇长凭借“双面胶”的特性，将高校的人才、技术、信息优势与企业的资金、项目紧密结合，成为高校和企业间的桥梁纽带。

　　“我们经常和科技镇长聊天。”科技镇长团的到来，让江苏亿通董事长王振洪喜出望外，“以前和高校合作，是企业和老师之间进行的。现在我们和科技镇长团合作，对接的是他们背后的高校。”

　　南京邮电大学科技处副处长、虞山镇副书记张登银，在和王振洪的交流中，推出了人才培养的“3+1”模式，即本科生前3年在高校学习，最后1年在乡镇企业实习，完成毕业论文。基于一年的了解，学生和企业可以双向选择。不限于本科，校企双方还建立了企业研究生工作站、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短短一年时间，南京邮电大学和亿通公司已在项目研发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了广泛合作，校企联合申请的江苏省2009年度重大支撑计划项目已经立项并开始实施。

　　创新“科技特派员”工作机制

　　科技镇长团并非完全是一种新生事物。上世纪80年代末的“科技副县长”、延续20年的“科技特派员”，和科技镇长团一样，都是“科技人员服务基层”的一种探索。

　　科技镇长团赋予了新的内涵，创造了全新的工作机制。它由江苏省委组织部牵头，按照常熟各乡镇产业特色的需求选拔科研骨干教师，科技副职以县域经济为统筹对象，与政府基层管理体系浑然一体，不再游离于体制之外，有为有位。

　　地处苏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常熟，早已习惯了“挂职”干部的“过场秀”。不论“科技副县长”，还是“科技特派员”，出发点都是科技人员到基层锻炼，但流动性大，扎不下根，单兵作战，使得“挂职干部”并未能解基层经济发展之渴。

　　当科技镇长团初到时，常熟14个经济板块中明确“愿意接收”的不到一半。

　　沙家浜镇党委书记张正明和多数人看法一致，“这是组织交给的任务”，“人家从上面下来了，我们要陪好，吃吃饭，转一转，挂职结束写好鉴定”。然而，张正明很快发现，科技镇长团与以往的“浮在表面”不同，而是扎下根来，变单兵作战为团队作用，变临时引进项目为体系平台建设，解决了以往自己想做但做不了也做不好的事情。

　　“如果科技镇长愿意长期留下来，我这个书记让他来当，我心甘情愿做副职。”

　　早在挂职虞山尚湖旅游度假区的前3个月，南京师范大学科技处副处长丁正山就进行了“双向调查”：一是对常熟旅游资源的摸底；二是对学校相关专业科研成果进行调查。

　　在这个过程中，丁正山了解到，学校龙毅教授承担的863项目“声图智能导游系统”，游客能随身携带，可自动识别所在的环境进行解说，并能根据具体要求进行路径选择。

　　“跟他讲尚湖产业化的优惠政策，请他过来考察，他相信我愿意过来。”在丁正山的穿针引线下，龙毅的开发团队设立的企业将在常熟大学科技园挂牌营业。

　　尚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钱新锋说：“科技成果的应用，提升了乡镇的品味和层次。如果没有科技镇长团，这些恐怕很难实现。”

　　与以往零零散散、各自为战的“挂职”不同，科技镇长集中食宿，一起探讨解决难题，将“团”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将每个成员身后的高校资源调动、挖掘、整合起来。

　　今年年初，有位“海归博士”，打着“生物医药”的高科技旗子，前往古里寻求合作。此时，古里刚刚确定了“重点发展医药化工新兴产业的思路”，镇里自然热情招待。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出身的姚志远，作为挂职副书记，总感觉其中含有蹊跷，但生物工程的技术细节了解不多，就和10余个科技镇长一起，举行专题创新沙龙，发现那位“高技术人才”实为“高科技骗子”。

　　“有医药企业主动上门，本身是件好事，正符合我们的产业规划。但是，如何辨别高新科技的真伪又是个让人头疼的话题。如果不是有一支科技团队，后果不堪设想。”朱亚辉说。

　　这种“交叉借力”在科技镇长团经常发生，16所高校的资源为每一名科技镇长所共享，这使得科技镇长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并为高校资源匮乏的常熟带来了新的生机。通过建立每周例会、集体调研、轮值主席、科技沙龙等工作制度，发挥了每名队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团队协同服务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

　　两年挂职结束后，科技镇长团能为常熟留下什么？这是常熟市副市长、科技镇长团团长李世收一直思考的问题。诚然，技术、成果、观念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常熟更需要的是与高校建立互信、互惠、互利的合作共赢机制，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的产学研合作机制，这种机制必须要有创新载体来实现。

　　经过反复调研，李世收写下了《建设常熟大学科技园的可行性思考》，并依靠团队的共同努力，将这一大胆的设想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国内县域城市中唯一的大学科技园拔地而起，目前入驻大学科技园的71个创新项目，其中有47个博士团队，提供了1200个就业岗位，常熟大学科技园已成为了本地集聚人才的舞台、创新创业的高地。

　　目前，常熟科创园5000平米的创业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已引进南京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3家研究院，与华东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有关高校共建研究院正稳步推进。

　　通过科技镇长团的带动，一批校地长效合作创新载体应运而生，东南大学常熟应用技术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常熟发展研究院、常熟沙家浜通大玻璃模具工程研究院等17家创新载体落户常熟。

　　围绕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这一核心，科技镇长团帮助企业建立“两站一中心”（博士后工作站、研究生工作站、工程技术中心）、大学生实践基地等科技创新载体97个，常熟创新载体建设点面结合、均衡发展，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永贤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常熟科技镇长团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各地要求选派科技镇长团的热情很高、需求量很大，这充分说明各地把科技和人才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推动力量，放到了突出重要位置。我们要注重选派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对本地的经济发展、产业集聚和企业科技创新情况进行深入的调研，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的总体部署，围绕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选择学科对口的派出单位，找准科技镇长团与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最佳结合点。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大突破

　　常熟科技镇长团在苏南，在江苏乃至全国，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他们的实践与探索，也引发了人们对经济转型中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思考。

　　思考之一，把被颠倒的“金字塔”颠倒过来。

　　我国创新资源的配置，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果。与西方发达国家90%创新资源聚集在企业相比，是一个被颠倒的“金字塔”。大量的资源集中在中心城市，在国家、省部所属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特别是县以下中小型民营企业，几近一片荒漠。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也是上重下轻。“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基层科技体系不够完善，科技工作人员不足，科技资源难以散到乡镇，严重制约经济的转型发展。

　　目前，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全国2200多个县市，面积占国土90%以上，人口占70%。在长三角、珠三角发达地区，县域经济拥有半壁江山。这是一片不应该被遗忘的沃土。

　　重新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是要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二是需要政府强大的公共服务和政策引导。

　　被镇长团称为“总设计师”的徐南平告诉记者，科技镇长团背靠高校、立足乡镇、服务企业，不仅起到了高校院所、企业、政府产学研合作三螺旋结构的轴心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基层政府的科技管理和服务能力，推进了科技管理工作的重心下移。

　　常熟科技镇长团通过区区17名高校教师，使全市15000多家企业共享十余所高校资源，使原来只有一名科技助理的乡镇政府，拥有了公共服务的智库团队。

　　思考之二，改变科研的价值取向。

　　说到创新体系建设，人们经常使用这样的统计数据：全球86%的研发投入、90%的研发活动以及95%的研究发明专利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尽管我国每年产出的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达3万多项，产生的技术专利有7万多项，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在25%左右，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

　　追根溯源，科研与生产的脱节，首先是价值取向出了问题。在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项目的选题、立项，往往根据专家论证、分析别人论文材料和过去所做的工作来选题，基本无视企业的现实需求。很多科研成果从书本到书本，从论文到论文，坐而论道，与社会经济发展关联度不高。

　　市场导向首先是生产的需求导向。科技镇长团连通了高校和企业的市场通道。通过这条渠道，每年有数千名高校教师、研究生、大学生到企业，了解需求，提供咨询，合作创新，在江苏的高校院所中改变着学术的行为方式和作风。

　　思考之三，建立产学研合作的长效机制。

　　科技镇长团有任期，他们走了之后常熟怎么办？

　　人们常说，产学研合作关键是要有长效机制。在常熟，长效机制是通过建立在各个经济板块和企业中的合作平台和合作载体来体现的。

　　常熟大学科技园，是常熟市政府与17所高校共建的合作载体，建园目的就是面向地方产业发展、面向企业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围绕市场需求和产业需要，确定重点发展新兴电子、创意及软件、高分子材料、光伏和汽车零部件、新型纺织等五大产业，进而由高校有针对性地进行研发，这就使得科研有的放矢，形成发展壮大的良性循环。

　　高校和企业共建的研究院、工程中心、院士工作站、研究生工作站，博士工作站，已遍布在常熟主要经济板块的数十家企业中，形成了产学研结合的“铁打营盘”，是用契约、利益和情感表达的长效机制。

　　思考之四，经济转型要求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和素质的转变。

　　在江苏，常熟科技镇长团试点引起了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从省委书记、省长到地市、乡镇一把手，从组织部、教育厅、科技厅，到派出单位的各个高校，无不合力推动，共襄盛举。

　　外向型经济创造了江苏发展的奇迹，也造就了一大批善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开拓型干部。由外向型向创新型经济转变，江苏比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紧迫。发展创新型经济，需要对各类创新要素进行整合，对各类创新资源进行配置，这对政府管理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新的挑战。江苏的转型发展对基层干部队伍结构转变提出了最迫切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说，科技镇长团代表了新时期干部队伍结构调整的新的需求，新的导向。

　　8月3日，在江苏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处长过利平对科技日报记者说，发展以人为本，人才以用为本，人才+科技=优质经济。通过科技镇长团，不仅改善了基层科技资源的配置，也大力优化了基层公务员队伍结构，增强了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形成公共服务与经济转型的良性机制。